1995年，我首次接觸到高平炎帝文化，當時還是學生，懵懵懂懂。2005年后，得益于網絡檢索的方便快捷，我開始有意無意地查閱各種資料，研究高平炎帝文化。如今十多年過去了，經歷了青年時的莽撞到中年的沉穩，對炎帝文化的認識也幾度從肯定到否定，再從否定到肯定，最終在模糊的史籍中獲得一些比較清晰的認識，對新時代挖掘炎帝文化的路徑也做了一些粗淺的思考，形成了這篇文章，也算是對近年來文化研究的一點告慰吧。

　　一、高平是炎帝故里嗎？

　　結論：高平是末代炎帝榆罔的故里。

　　《竹書紀年·周書。雪》記載：“上古帝榆罔憑太行以居冀州。榆罔之后，國為榆州”。清人吳倬信補注《汲冢周書》云：“昔烈山帝榆罔之后，其國為榆州。曲沃滅榆州，其社存焉，謂之榆社。地次相接者為榆次?！蹦纤瘟_泌《路史》載：“黃帝封炎帝后參盧于潞，守其先塋，以奉神農之祀”。從中分析的話，應該是末代炎帝榆罔在山西上黨地區活動，今天山西的榆次、榆社等地名的來歷就與此有關。后來，黃帝文明統一了山西，留下榆罔的后裔參盧看守他的陵墓。潞即古潞國。參盧的封地古潞國就是現在的長治市潞城縣，春秋時被晉所滅。

　?。ㄒ唬┥褶r炎帝文化源流辨析

　　在研究史籍幾年卻越來越迷惘之后，我把思路轉入史籍與考古發掘相對照的方法，首先確定神農炎帝文化在歷史上的存在時段和文化遺址分布，這樣就能把空洞的理論具象起來，我大量閱讀了近年來考古領域關于古人類遺址的發掘和解讀資料，基本理清了一個思路。先說說主流觀點，北大歷史考古學系主任李伯謙依據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及這些年的田園考古的發現，得出的推論和結果。我國近些年考古發現的文明遺址如下：　

　　距今1萬年左右，河南新密李家溝遺址為代表的李家溝文化。

　　距今7500年至9000年，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為代表的裴李崗文化、以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為代表的磁山文化。

　　距今5500年至7500年，陜西西安半坡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

　　距今4300年至5500年，河南三門峽廟底溝遺址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

　　距今3900年至4300年，河南洛陽王灣遺址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

　　這些遺址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文明的起源綿延不斷，從沒有間斷過，這點學術界也是沒有爭議的。

　　從距今9000年裴李崗文化至5500年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是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從考古發現來看，這段時期農業代替采集業，中華大地氏族進入初級的農業社會文明期。

　　距今5500年至4300年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稱為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從當時邦國方城和墓葬發現，可以看出當時社會聚落分化，沖突加劇，戰爭頻繁。

　　從距今4300年至3900年的河南龍山文化稱為新石器時代末期文化，特點是銅石并用，社會處在重大轉型當中。

　　李伯謙根據從神農到黃帝社會發生重大轉型的記載文獻，與仰韶文化特點相結合，推斷5500年至4300年的仰韶文化，就是傳說中黃帝部落活動的時間段。而前仰韶文化時期，就是神農炎帝文化了。這一點是基本確認的。

　?。ǘ┥褶r炎帝文化與裴李崗文化

　　在確定神農炎帝文化與文化遺址的對應上，我想到了一個辦法：把史籍記載的神農炎帝的“八大功績”與前仰韶文化遺址進行對照，看看哪一個遺址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這些功績。經過比對我認為：裴李崗文化可以視作神農炎帝文化的原型。

　　在考古學中，人們常通過發掘“灰坑”來認識歷史?；铱邮枪糯祟惲粝碌倪z跡之一，它有可能是垃圾坑，也有可能是儲物坑或祭祀坑，其中包含了古人有意或無意留下的物品，通過發掘能對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水平有全面客觀的認識，對灰坑中木炭標本的碳14檢測則能較為準確地判斷古人距今的年代。裴李崗文化是黃河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最早在河南新鄭的裴李崗村發掘并認定而得名。該文化的分布范圍以新鄭為中心，東至河南東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別山，北至太行山。綜合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實驗室對遺址出土的木炭標本的測定結果，裴李崗文化的年代距今約7000—8000年。這與炎帝文化在歷史上的推定時間大體是吻合的。

　　從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來看，裴李崗文化中各部落已經懂得畜牧和耕種。他們在田里種植小米，在家里養豬養羊養雞，使用泥條盤筑的方式手工制陶。生產工具以磨制為主，有石鏟、石斧、石鐮、石磨盤等。裴李崗文化最為典型的代表器物就是石磨盤、石磨棒，它們的用途是將收獲的粟谷脫殼，加工成米粒供食用。在河南省舞陽縣賈湖遺址出土的骨笛是6200至6700年前先民使用的器物。它以鶴類腿骨制成，從骨管上所留的等分刻符可知，在鉆孔前經過了認真的計算。骨笛經測試可吹奏接近七聲的音階，是我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且音樂性能最好的管樂器。這一切無疑為炎帝“制耒耜、播五谷、定音律”做了很好的注腳。需要指出的是，眾口相傳炎帝“制耒耜、播五谷，嘗百草、啟醫藥，定音律、制樂器”，并非是指炎帝創造了這些事物，而是指在炎帝文化中，這些事物隨著生產的發展逐步出現，是對炎帝時期生產生活場景的描述。

　?。ㄈ┩茰y：綜合各地神農炎帝文化研究，我們大約可以得到一個這樣的情況：在伏羲時代從事漁獵成果儲藏職業的分管領導，在春天將庫存發芽的谷類灑到居住地附近的空地上，發現這些谷物可以繼續生長，于是漸漸探索出了刀耕火種的原始農耕文明，這個人后來被人稱為神農氏，他的部落起初在渭河流域的關中平原，后來隨著部落的擴大，開始進入以河南平原、晉南平原為核心的最古老中國的區域。經過若干代的發展，周邊又有新的文明興起，神農氏后裔因為在部落爭斗中落敗，逐步被邊緣化，最終到上黨地區立足。

　　從考古遺址上看，在上黨一帶活動的炎帝應該是榆罔，或者烈山氏，他們或者是一個人，或者是父子等血緣關系，與之相關的文化遺址則是磁山文化和武安文化。這一點甚至和神農鎮羊頭山碑刻記載“柱出茲山”也可以印證，《國語·魯語上》載：“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边@個“柱”是不是就是出生在羊頭山的“柱”呢？當然，也有專家指出，烈山氏、柱其實是農神崇拜的一個范疇，烈山指的是“刀耕火種”，柱則是“點種棒”，但反過來說，根據上古時期以歷史貢獻命名的規則，比如人工取火的“燧人氏”，構筑房屋的“有巢氏”，用火加工食物的“庖犧氏”，是不是最早人工撒種的是“神農氏”，用火燒荒大面積推廣的是“烈山氏”，制造了點種棒開始穴播的是“柱”呢？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神農氏和炎帝是一個人嗎？

　　結論：不是一個人，甚至不是一個部落的人。中華文明是多點起源的，從考古發掘看，北方粟黍類旱作可追溯至1萬2千年前，而南方稻作也可追溯至1萬年前。應該說，史籍記載的關于神農氏、炎帝、烈山氏等等稱呼，都包含著中華文明多點起源中，創立農耕文明的時代代言人的影子。

　?。ㄒ唬┧谑蝾惡底髋c稻作

　　就目前所見考古學證據看，南方和北方的農耕社會形成是差不多一樣早的，而且一般認為它們是差異很大的兩個農業體系（稻作VS粟黍類旱作）。另外農業起源和農耕社會的形成也不完全等同，早期農耕和更早的狩獵采集經濟并非完全替代的關系，農業在經濟和社會中的重要性的增加表現為一個逐步發展的曲折過程（就局部和某些時段而言，倒退并不鮮見），經歷了至少數千年之久。

　　用考古證據簡單勾勒一下這個過程：

　　北方：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至全新世初期（距今三四萬年至距今9000年左右），采集狩獵的古人對狗尾草等野生植物資源的利用就已經開始（考古挖掘的水洞溝第2地點、柿子灘第14地點和第9地點、東胡林、轉年、上宅、南莊頭等可以佐證）。到新石器定居社會產生的同時，以黍類為主粟類為補充的植物取食結構就相當普遍，從內蒙古赤峰興隆溝遺址，到磁山—裴李崗文化，再到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距今8500-6000年左右），基本貫穿整個北方地區。從人骨穩定同位素數據看，C4植物不僅被普遍利用，而且取代了野生植物資源（絕大部分是C3植物）占據主導地位。豬的馴化大致也發生在這一時期。到仰韶中期（距今6000年左右）以后，北方地區環境適宜的范圍均轉入以粟為主的旱作農業形態，肉食主要來自家豬。

　　南方：也是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對野生稻資源的采集和利用，例如江西萬年仙人洞、湖南道縣玉蟾巖，全新世初期的浙江上山遺址（距今約10000-8500）可能已有栽培稻。距今9000-7000年間，長江中游的彭頭山文化、長江下游的小黃山和跨湖橋遺址、淮河上游的賈湖遺址、南陽盆地的八里崗遺址、山東的后李文化等，都開始栽培利用野生稻資源，有的可能已經完成馴化，但是稻屬資源在生業經濟中尚未占有重要地位，采集經濟（堅果及野生菱角、芡實等）仍是主要食物來源。距今7000—6000年間，長江以北之前出現稻屬遺存的地點相繼中斷，黃淮地區逐步納入北方農業發展進程，轉入以粟作為主的經濟模式。距今6000年前后，稻屬植物在長江中下游明確完成了馴化，在地域上大為擴展，向北幾乎擴及整個仰韶文化區，向西南進入成都平原和云貴地區，向東南進入廣東、福建和臺灣。稻作農業體系完全建立，規模逐漸擴大，如良渚文化早期出現犁耕，晚期出現大型水田系統。與稻作同步發展的還有園藝經濟，如葫蘆、甜瓜等瓜果類品種的馴化。另外，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以狩獵和捕魚為主，飼養家豬的地位遠不如北方重要。

　?。ǘ┥褶r氏與炎帝“合二為一”考辨

　　從先秦至西漢中期，古籍記載一向把炎帝與神農氏作為時間不同、事跡相異的兩人，東漢以后多數學者突然把炎帝與神農氏“合二為一”。這一做法的首創者是劉向、劉歆父子，其后又得到了史學家班固的宣揚，班固在《漢書》中編制的《古今人表》“上上圣人”一欄中，首列“太昊帝宓羲氏”，次列“炎帝神農氏”，再次列“黃帝軒轅氏”，完全按照劉歆《世經》的組合排列。此后，炎帝與神農氏為一人之說在學術界普遍流行。清人崔述《補上古考信錄》卷下說：世人“以炎帝為神農”，是“誤信劉歆、班固之言”，指出劉歆、班固是“合二為一”的主創者。

　　眾所周知，戰國末年鄒衍創立“五德終始”說，用五行相生的理論來解釋歷史上朝代興替的原因，這種學說因為賦予了新生政權的合法性，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可。鄒衍將殷周以來人君受命觀念五行化，是建立在五行相克的原則之上的，從黃帝的土德開始，到夏禹的木克土，商湯的金克木，推到周文王的火克金。秦始皇統一中國，完全接受了鄒衍的五德相克理論，自封水德，克火（周）而起（《史記·封禪書》）。漢高祖建國，按理該克秦而為土德。但文帝丞相張蒼卻不同意，“推以為今水德”（《漢書》卷二五《孝文本紀》）。實際上，張蒼代表了不承認秦朝合法性的一派。到文帝十五年，再次討論五德，“申明土德事”（同上）。說明漢文帝是承認秦朝的。

　　西漢末年，王莽代漢是政變形式，不符合當時改朝換代觀念，用五行相克理論難以說通。為了給漢代秦以及王莽新朝代漢制造理論根據，劉歆編造了一個體系更加龐大的新“五德終始”說，創立了實用于和平演變的五德相生新秩序，即木、火、土、金、水，依次相生，其起始的帝王要從黃帝再往上推，在黃帝和夏之間又加了許多帝王?！皠⑾蚋缸右詾榈鄢鲇谡?，故包羲始受木德，終而復始，自黃帝以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德火?！保ā稘h書》卷二五《郊祀志》）在編制新體系的過程中，黃帝原來是土德，按照火生土的理論，黃帝之前應該是火德，而炎帝其名就是火德的明證，但根據史書記載，炎帝與黃帝是同時代人，而且還是有血緣關系的兄弟，黃帝為兄，炎帝為弟。如果把炎帝說成是黃帝的前輩、由黃帝替代炎帝和史實不符，不為人所接受。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劉歆把傳說中黃帝之前的神農氏與炎帝合為一人，這樣一來，“炎帝神農氏”既是火德，時代又在黃帝前，新“五德終始”說的黃帝前一帝就這樣編排出來了。新的五德相生秩序如下：

　　包羲氏木德——神農氏火德——黃帝土德——少暤金德——顓頊水德——帝嚳木德——堯火德——舜土德——禹金德——商湯水德——周文王木德——漢高祖火德——新莽土德。

　?。ㄈ┩茰y：神農氏本質是久遠的農神崇拜，是農神崇拜從對物的信仰進化到對人的信仰，而與祖先崇拜的結合。中華文明多點起源，農神一般由出色的農業組織管理者演化而來，他往往同時又是某一族群宗祖神。中國原始農業發生在極其廣闊的地域上，其中活動著許多大大小小的族群，這些族群根據自己的農業實踐和生活經驗形成各自的農業起源傳說，產生了各自的農神。于是有了神農氏、烈山氏、炎帝等等不同的稱呼，后來，隨著秦朝的統一，黃河文明合并長江文明，官方的“書同文”對各個地方的文化進行了統一規范和融合，統一了黃河流域關于農神崇拜的對象，即神農氏及其族群。王莽新政后，史學家從政權合法性需要出發，再度將神農氏和炎帝合并，于是形成了如今神農炎帝的稱謂。

　　三、如何看待高平豐富的炎帝文化遺存？

　　結論：高平炎帝文化遺存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簡單地說，就是唐宋以來，面對佛教對基層民眾的吸引，地方宗族勢力發起地方祠神信仰，挖掘各地先賢加以神靈化，作為地方的保護神，這一文化被宋徽宗大封天下諸神推波助瀾，在元代則受到多種宗教信仰的庇護，最終在明清大行其道，衍生出了豐富的炎帝文化遺存。

　?。ㄒ唬┑胤届羯裎幕叛?/p>

　　祠神以自然神為主，隨著時代的變遷，人物神和附會到人物上的自然神開始成為信仰傳播的主流角色。兩漢至南北朝是祠神信仰的草創期，多信仰自然神，人物神則是兩漢以來不斷的累積，且信仰范圍也多限本地。唐宋時期，地方祠神信仰興起，自然神延續了之前的特征，人物神則層出不窮，不僅覆蓋了原有的信仰空間，還與佛教爭奪信眾，并開始了積極的傳播。唐宋產生的祠神在金元初具規模，同時，道教的崛起，開始了與祠神信仰的互動過程，奠定了明清祠神信仰基本格局，而人口增長成為祠神信仰規模壯大的重要原因。元代亦有新的神靈產生，但信仰空間已經被道觀、寺院，以及唐宋興起的神靈祠廟所瓜分，所以，這些新產生的神靈一般只限于狹小區域之內，難以獲得傳播的機會。

　　推動信仰延續與傳播的因素分為幾個層面：首先，是祠神靈驗的頻度，尤其以官員祈雨成功為主。賜額和賜封則代表官方的認可，可以避免祠廟被列入“淫祀”名錄而被拆毀。其次，是地方勢力的運作，以地方耆老和士人為主的群體，開始對地方文化資源有意進行整合，由此進一步鞏固了地方心理認同，“同鄉”關系網絡在祠廟發展過程中有重要作用。祠廟的每一次重修，都是地方社會凝聚心理認同的有效手段。第三，是宗教勢力對祠神信仰的關注，每座祠廟多為一定范圍內的村落所共同信奉，這些村落沿著河谷或山勢自然分布，構成了祠廟信仰分布的日常模式。

　?。ǘx東南乃至高平祠神信仰發展　　

　　晉東南祠神在唐宋金時代經歷了一個興起、傳播的過程。人物神于唐代產生，宋代開始傳播，在元代已經有了一定地域范圍。自然神也普遍被人格化，如：三嵕山神附會大羿、浮山神附會女媧等。上古帝王在唐宋金時期也得到重新演繹，如：成湯因“桑林禱雨”而成為雨神，炎帝神農圍繞著長子和高平交界的羊頭山開始小范圍傳播。在高平，地方祠神文化對象還比較多，比如丹河以西的仙翁信仰，馬村一帶的湯王信仰，丹河以東的二仙信仰，覆蓋全境的三嵕信仰，這些信仰都是受周邊祠神文化影響傳入的，這些信仰主要是明清以后，隨著攤丁入畝稅制改革，美洲高產作物玉米、紅薯、土豆等的傳入，使得人口大幅膨脹，造成人口與糧食之間的矛盾，為了祈求風調雨順，人們不得不借助各路神靈來祈雨。而神農炎帝信仰則是高平本土的祠神信仰，這一點從高平明清以來百里有百廟也可以看出，至今還留存有40余所供奉炎帝的祠廟，大量存在的碑刻記載、民間傳說也正是這一文化的反映。明清時期，隨著地方祠神文化的興起，人們圍繞地方祠神對地方文化進行了再加工再糅合，這也是神農鎮當地與炎帝文化有關的民間傳說、地名由來的原因。

　　通過對地方祠神文化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到幾個一般性的認識：首先，信仰興起的源頭是巫覡的力量。巫覡就是近代所指的“巫婆神漢”。先秦兩漢時巫覡較為活躍，唐宋以后逐漸退隱到祠神背后，在幾十年前的農村還有一些通神之人，行使“降神”“托夢”之事。我們往往被寫碑文的歷史人物吸引，以為是他們牽頭修建了祠廟，反而忽視了積極推動的巫覡群體的力量，在原村圣姑廟的修建過程中，馬仙姑的弟子就充當了這個角色。其次，信仰的傳播需要很多因素，最主要的是靈驗的頻度和程度，每次靈驗都強化了民眾對神靈信奉的心理強度，擴大了神靈信仰的地域范圍。明清時期商業得到發展，潞澤商幫的活動也促進了本地民間信仰的流傳。古代山區交通不便，民眾便習慣在本地建立行祠，以避免前往本廟的跋涉之苦，這就是炎帝上廟、中廟、下廟、行宮等的來歷。朝廷對祠廟的賜額和對神靈的賜封也強化了信仰對民眾的吸引力，促進信仰的傳播，這一點體現在原村鄉的圣姑廟。

　　第三，每座祠廟多為一定范圍內的村落所供奉，我們也能夠看到祠廟存在一定分層，朝廷賜封的廟，其影響力往往跨越州縣和山川，也有神靈僅供數村或一村信眾。比如，仙翁廟主要在寺莊一帶，沒有大的傳播，而被宋徽宗封為“護國靈貺王”的三嵕神，封為“沖淑沖惠真人”的“二仙”在上黨地區信仰廣泛。第四，地方祠神文化信仰與佛教、道教傳播經歷了一個長期互動的過程，佛教、道教都是在東漢年間開始傳播，魏晉時社會動蕩、戰亂頻繁，佛、道兩家都主張忍受今生苦難，換取來世的幸福，為了鞏固統治，割據政權紛紛推崇佛道，最先得到了士大夫階層的響應，隋唐以后，國家大一統，為了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官方開始出現滅佛事件，而民間的宗族勢力為了加大在底層民眾中的話語權，維護“君權、族權、神權”，于是牽頭發起了地方祠神信仰，再加上宋金以后經濟重心南移，佛教發展往往比不過祠神信仰。元代時，成吉思汗接見丘處機后，道教統攝天下宗教，全真派在王屋山崛起，致使上黨地區佛教勢力逐漸衰落。明清時期，上黨地區佛道教為了自身發展，吸收大量民間祠神，比如神農炎帝就被道教尊為神農大帝，也稱五谷神農大帝、甲申地皇大帝、太古醫圣嘗藥神農皇帝。在高平，神農炎帝是地方祠神信仰，而在臺灣則比較雜糅，起初受清朝政府明令各州縣設先農壇祭祀神農氏影響，也有福建、廣東民眾到臺灣發展時帶入的農業保護神和道教神農大帝信仰。

　　推測：關于祠神信仰在高平的發展，總體上看：佛教自唐宋之后沒有大的發展，比如七佛山、定林寺中的七佛信仰，這是典型的唐代以前的佛教信仰形式，而宋代以后高平新的佛教信仰形式則幾乎停滯；再比如原村鄉良戶村玉皇觀原本為佛寺，后來變為道觀，這是高平道教與佛教此長彼消的證明；再比如圣姑廟，元代才創立，經過了六百多年的發展，至今仍局限于原村鄉，這是信眾群體已經被大大瓜分的緣故；明清時期，佛道教開始世俗化，實行“三教合一”，比如鐵佛寺里二十四諸天，就包括了道教的關羽、東岳大帝、雷神等信仰，炎帝信仰也達到了高潮，比如我們說四月初八祭祀炎帝，實際上主要目的是祈雨，小麥進入灌漿期、夏種已經完成，一場透雨將決定小麥顆粒飽滿、玉米苗齊苗壯，而這個時間的選定也是經過了精準計算的，這個時間段處于立夏小滿之間，高平開始進入雨季，這個節點下雨的可能性非常大，俗稱“雨心頭”。

　　四、新時代如何發掘炎帝文化推動經濟發展

　　結論：隨著新時代的到來，祠神信仰正在成為過去，而中國目前教育體系中，主體是無神論的唯物主義史觀，炎黃子孫更多的是文化認同，而不是宗教信仰，因此，僅靠爭論“炎帝故里”發展文化旅游是不可取的，應該把炎帝文化具體為農業文化旅游，這也與當前農林文旅康產業融合發展的趨勢是相符的，對高平來講，不必爭“炎帝故里”的唯一性，不必大張旗鼓在現有的一些明清建筑上下大功夫，而是要深度挖掘炎帝農耕文化遺產，以現代農業為底盤，大力發展全域旅游。

　?。ㄒ唬┭椎坜r耕文化遺產分析

　　神農氏作為農耕文明的始祖，為我們遺留下了豐富的農耕文化遺產。試列舉如下：

　　粟黍旱作農業：神農氏在北方探索形成了粟黍旱作農業，其中粟就是小米，黍就是粘小米，這兩種都是被選育近萬年優質全營養作物，但其價值卻被嚴重低估，目前全球都在追求健康養生食品，南美洲僅有6000多年歷史的“藜麥”被熱捧，事實上小米完全可以取而代之，這還需要我們搞好研究開發和宣傳，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山西時說山西有機旱作農業歷史悠久，是“小雜糧王國”，利用小米、黍米開發保健食品大有可為。

　　百蔬百果：《國語·魯語上》載：“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睆奈骞鹊桨偈甙俟?，這是農業發展的必然，也是最能與現代保護地栽培技術配合發展的領域，利用智能溫室培育百蔬百果，既可以做農業技術研發、優種推廣、觀光體驗，同時也能出產綠色無公害的果蔬產品。

　　茶：唐代陸羽《茶經》稱“茶之飲，發乎神農”，傳說“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北方自古有利用野生藥材制茶的習俗，發展養生茶也是中藥材種植領域的發展方向之一。

　　藥材：《淮南子》說：“神農氏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北狈接写罅康赖厮幉?，不僅可以做中藥飲片，還可以加工涼茶飲品等現代產品類型。

　　酒：目前考古發掘證實，距今9000年前的賈湖遺址是全世界最早發現谷物釀酒證據的文化遺址。而賈湖遺址正是裴李崗文化的一個部分。一直以來，谷物釀造的黃酒是保健養生功效的佳品，而黍米是公認釀造黃酒最好的谷物，遠遠超過紹興的糯米黃酒，至今臺灣的“省宴用酒”仍是紹興黃酒，如果有了更健康的黍米黃酒，相信一定會得到更多消費者的青睞。利用道地藥材和黍米黃酒還可以釀造養生藥酒。

　?。ǘ└咂桨l展炎帝文化建議方向

　　高平挖掘炎帝文化，歸根結底是為了發展文化旅游，發展地方經濟。在為高平文化旅游資源自豪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現有資源的弱點：文物旅游資源分散、體量小，難以形成規模，文物的保護要求與旅游的開發難以協調，而且單一的文物旅游研學觀賞并不是當前旅游市場的主流，在文化旅游中也是小眾的存在。炎帝文化旅游的不足在于，神農炎帝并不是宗教信仰，也沒有朝圣這樣的教義要求，因此旅游號令性不強。必須把神農炎帝文化具體化為農耕文化旅游，把高平建設成為周邊馳名的現代高新農業示范區，用好神農炎帝這塊農業的金字招牌，才能讓神農炎帝文化旅游具體起來，用全域旅游激活全局。

　　有機旱作農業園區：在東部山區鄉鎮建設小雜糧、粟黍旱作園區，既能展示雙W集雨膜等旱作栽培模式，也能改善小雜糧、粟黍品質，提高產量。

　　富硒功能產品園區：在河西等鄉鎮發展富硒薯類產品，發展產品深加工，比如紅薯可以做薯片、紅薯干、紅薯營養餅等即食型食品。香菇近年來在高平發展勢頭較好，香菇作為食用菌之王，可以從兩個方面發展，一是探索菌草栽培的可能性，以草代木培養香菇，二是發展香菇深加工如香菇脆等健康零食產品。

　　蔬菜產業綜合體（蔬菜小鎮）：因氣候原因，我市為夏秋季蔬菜優勢產區，大宗產品既能北上太原，也能南下鄭州，本地“平”的優勢便于保護地蔬菜栽培，利用開放思維，打造中部蔬菜產業強市是可行的?？梢岳眯|倉河流域的蔬菜種植傳統，打造蔬菜公園、高新技術園區、蔬菜嘉年華等項目，形成蔬菜產業綜合體，建設蔬菜小鎮，使其成為蔬菜產業新品種、新技術的研發推廣中心，周邊省市現代農民、農村干部培訓中心，果蔬展示觀賞園區，親子教學體驗基地，生態餐飲基地、蔬菜游樂園等綜合功能。

　　中藥材研發園區：可以開發黨參、黃芩、黃芪、連翹、荊芥等道地藥材，研發適合北方氣候的涼茶飲品、功能飲料等產品，沿襲黃芩“九蒸九曬”的古法開發功能茶。

　　養生黃酒釀造園區：可以在羊頭山周邊廣泛種植黍，利用黍釀造養生黃酒，發展特色旅游產品。

　　以上產品可最大限度通過電子商務銷售，拓寬銷售渠道，延伸銷售能力，擴大市場知名度。要利用建設太行一號旅游公路以及縣域內旅游公路、綠道建設，把各文物旅游景點、農業產業園區串聯起來，這樣高平的全域旅游必將更加富有層次感，真正成為十里一園、處處有景的全域旅游，游客到高平旅游，可以觀賞古建、拜祖炎帝，還可以參觀文化遺址復原，回味傳統農耕文化，觀賞現代智能農業，購買特色農產品，滿足游客“吃、住、行、游、購、娛”的需求，逐步向“商、養、學、閑、情、奇”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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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不清多少次凝望“炎帝陵”碑，也數不清多少次想走進炎帝的內心世界，去問問他：他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遇到過哪些崎嶇坎坷？我不是專業的文化研究學者，但是，作為炎黃子孫、長平兒女，我還是想用盡一切辦法，盡量離他再近一些。于是，我開始閱讀與炎帝有關的書籍，查找與炎帝有關的資料，有資料可借鑒的，在整體思考的基礎上比較對照，沒有可用的資料，就發揮想象力，進行合理的想象、推斷、虛構……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由一無所知到略有所知，從陌生到不斷熟悉，居然整理出一些子丑寅卯。研究是一種考驗耐力的勞動，沒有鍥而不舍的精神，就不可能有什么成果。筆耕的過程確實辛苦，卻也享受著一種莫名的快樂，就像當年在土地上播種收獲那樣。坐在電腦前，聽鍵盤上跳躍的節奏，看文字在界面迅速排列，好比思想在一寸寸延伸，理想之花在一朵朵綻放，那一刻，我仿佛與炎帝真正對視，并且取得了共鳴。

　　作為炎帝故里的子民，能把這些思索寫出來，獻給父老鄉親，這使我感到生命的充實與豐盈。炎帝不僅僅屬于高平，也屬于整個中華民族，屬于全人類。如果他能跨越時空走進新時代，我想，他也會開起拖拉機，背起噴霧器，甚至學會生物工程育種，他永遠是心懷蒼生的偉大農神，為著中華民族的未來，躬耕壟畝，也放歌時代。（申小鋒）